當道、咸以降，碑學主張和碑派書法都取得較大進展,不僅用南、北分派的觀點來解釋書法史的源流變遷已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碑派書法的技法體系也漸趨全面和完善，碑派書法代表的審美追求和形式標準已成為品評書法的一般原則。 因而像劉熙載這樣在碑、帖兩種理論之間相對比較超脫和中庸的論書者，在談到技法和品評標準時，也基本上采取了碑學的立場。其書論中對“逆、澀、峭拔、充實、骨氣”及“指實、腕懸”等概念原則的闡發和提倡，與包世臣、何紹基等人一脈相承，完全是碑派書家的口吻。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寤崖子,江蘇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官至廣東學政，晚年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劉熙載生研治經學，精于聲韻和算術，旁及詩文詞曲及書法，著有《藝概》一書，其中《書概》部分專講書法,對歷代書法源流演變及筆法特點進行了概括和議論。 劉熙載的書論以持允，分析全面為主要特點，雖然從其著作中可以明顯感覺到，他力圖在碑、帖兩大派系中間采取一種不偏不倚、公平兼顧的方法，但在涉及碑學和南、北宗問題的部分時，所使用的則是地道的碑學主張和書法史觀。 從這一點來看，劉熙載與清代中期以前論書而兼顧碑帖者多以碑輔帖、以帖括碑的做法已經有了觀念上的差異。如他對阮元以索靖為北派主將而歐陽詢、褚遂良為其后勁的觀點，包世臣以(孫夫人碑》和《呂望表》為晉隸之并分比梁鵠、鍾繇的觀點均表示贊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劉熙載更進一步明確提出:將“金石氣”作為書法境界標舉出來，與帖學追求的“書卷氣并列，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碑學影響迅速擴大，已成取代帖學之勢的情況。 碑學理論的發展，還體現在碑派書法的技法和審美原則除了作為書家的藝術目標外,同時已浸透到書法啟蒙教育的方法中。講與劉熙載同時的金石學家和書法家陳介祺在書法上也是碑學理論的實踐和宣傳者。他在為課孫學書而作的《習字訣》中，所灌輸和要求的,都是典型的碑學理論和碑派技巧。 劉熙載還從史籍考得北朝書家崔悅、盧諶之書“皆盡其妙，世不替業”，其家風不下于南朝二王父子的史實，并重中因唐、宋兩太宗先后“表彰右軍”“摹《閣帖》”，才使南宗顯耀而北派蒙蔽的轉變。 至謂“北碑固長短互見，不容相掩，然所長已不可勝學”及“顏魯公書，自魏、晉及唐初諸家皆歸巢括。東坡詩有“顏公變化出新意'之句，其實變法得古意也”，則堪稱發揮碑學，慧眼獨具的妙論。 但同時又說“南書固自有高古嚴重者，如陶貞白之流便是，而右軍雄強無論矣”、“向使南朝無禁，安知碑跡之盛不駕北而上之耶”、“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然北自有北之韻，南自有南之骨也”，正體現了劉熙載欲中庸持平的態度。劉熙載對筆法的論述，則是建立在碑派書法古拙生澀的審美原則基礎之上的。
